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节能减排目标分析与预测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仍然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随着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日益提升，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能力越来越强，考虑到汽车将会在未来几年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新增长点，中国出口增长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空间。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拉动力之一。中国环境保护成本的缺位导致的低成本优势，使得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形成了“过度”需求，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但要真正使环境成本全面进入商品成本，还需要较长时间，“十一五”中后期环境成本缺位造成的商品低价格还会促进出口的快速增长。

 

5、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会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民向城市转移—人口由低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域转移；二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显然，这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将会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未来几年，中国的城市化仍将继续快速发展，每年超过15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速度不会降低。

 

6、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和技术创新要素流动效应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大城市技术进步外溢效应和技术创新要素在不同地区的流动，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导致人才供给条件不断改善，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业资本积累不断加快，这一因素在未来几年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首先，由于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的积累日益雄厚，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的大量成套设备，例如大型钢铁生产设备，已经由主要依靠进口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内制造，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这是能源和原材料不断涨价没有传递到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增长加快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因素已经被经济学界忽视几年了。

 

其次，在和谐社会建设和城市扩张受土地制约的大背景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显示出加速的苗头。城市技术创新要素，尤其是知识和人才在城市和县域之间的流动明显加快，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唐山市为例，唐山市的多数县都至少具有一个大中型钢铁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的单套设备多数都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水平，但在环保和宏观调控压力下，这些企业借助于北京、天津和唐山市内的技术人才，引进了很多先进技术设备，不仅提高了产品档次，还通过循环经济的发展，全面回收循环利用废弃物，实施能量的阶梯回收利用，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达到了环境保护标准。这种依赖当地资源和货币资本积累，借助于城市技术创新要素流动和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的组合，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现代化产业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将会是中国未来几年内县域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

 

7、地方政府的新政绩观及其竞赛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具有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地方社会事务管理、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地方人民谋取利益的双重职能。一个时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被指责为过度重视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片面强调地方人民的物质经济利益和财政收入，忽视全局利益和环境保护。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提倡新的政绩观，对地方政府业绩考核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被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加入政府业绩考核之中。地方政府很快发现，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需要有雄厚的财政能力支撑，而在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唯有加快工业发展才能较快地增加地方财政能力。

 

如果把中国按行政辖区划分的地方市县比喻为“大公司”，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使得党的地方领导机关“一把手”具有明显的“董事长”职能，地方政府的首长就像“总经理”，市县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个大公司之间竞争关系。因此，中国各地方党委领导的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政绩竞赛。在科学发展观之下，这种竞赛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扩大财政收入，为保护环境创造资源投入能力，为实现社会和谐创造财富基础。因为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责任，增加了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压力，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8、中央政府的多目标战略激励地方政府加速发展经济

 

在科学发展观下，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互并不完全兼容的目标。例如，经济发展速度要快，就业机会增加要快，资源要节约，环境要改善，物价水平要低；西部要大开发，东北要振兴，中部要崛起，东部要乘势而上；城市化要加快，新农村要建设；效率要提高，分配要公平，社会要和谐。这一系列目标实际上都要求地方政府快速增加财政支出，而在当前中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唯有加速工业发展，才能获得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这实际上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