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造成国际油价的尴尬

由于行政干预过多，长期垄断经营，对国际市场谋划、预测、把握能力滞后。长期以来，中国多种基础性原材料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一些政府部门衙门作风严重，思想自我、封闭、保守，对进出口实行配额或许可审批，环节复杂，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瞬息万变，由此容易贻误最佳购售时机，甚至造成"价涨购进、价跌出口"的局面。当国内出现原材料短缺时，临时扩大采购增加储备，常常会加剧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容易出现逆向调节，无形中配合了国际炒家的"炒作"。

"世界工厂"的定位与布局存在严重问题。中国自己的资源不足以支撑"世界工厂"的地位。自1980年起，提高能效一直是中国的国策，1980年~2000年，中国的能耗增速一直是经济增速的一半。但90年代末以来，"世界工厂"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国际低端加工制造（包括高能耗项目）被持续大批引进，由此导致能源需求增速一倍半于经济增速。每生产一美元的GDP，中国所耗的能源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如今，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5％，但是每年消耗全球20％的铝和铜，大约30％的钢材、铁矿和煤炭，以及45％的水泥。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认为，中国对资源的巨大胃口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好处，它已经使东亚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全球市场上对初级产品的购买给拉美带来了实惠，因此我们看到拉美最近没有出现任何经济危机。中国就像一支巨型蜡烛，燃烧了自己--消耗着自己的资源，污染着自己的环境，伤害着自己的劳工，却照亮了别人--压低了世界通胀，给世界创造了利润与经济荣景。可悲的是，中国非但没有因此而得到世界的称赞，反而还独自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舆论指责与经济摩擦压力。

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普遍存在着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套走西方道路--资源高耗的工厂、宽阔的马路、宽敞的住房、鼓励家庭购买汽车等，理论鼓吹为所谓"后发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早已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偏执的发展战略，增加对国际资源与市场的依赖，从而也就增加了与发达国家经济与外交摩擦的几率，使国家政策资源更多向资源领域倾斜，从而忽视了对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的关注。西方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道路，高格调的城镇化、高享受的家庭现代化早就暴露出严重问题，但是中国却依旧眼睁睁地重蹈了这一覆辙。关键原因在于，太看重眼前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战略与全局利益。

不管是否合乎国情，只要能拉动眼前的经济增长，就大干快上，数百条汽车生产线被引进，汽车产业因此而在中国迅速崛起，昔日的奢侈品快速驶进千家万户。人们在享受"汽车革命"所带来的无比怡然的同时蓦然发现，空气被污染了，交通拥挤了，效率降低了，对国际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了，因此中国在国际场合体现出的"身段"也就越来越软了，被国际垄断资本敲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如今，中国每天约有1．4万辆新车上路，到2020年预计中国将有1．3亿辆汽车，到2050年或许提前到2040年，预计中国拥有的汽车数量甚至将超过美国。中国的土地、资源与环境能承受如此巨重吗？著名环境学者、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大胆假设：如果2031年中国达到了美国的生活水平，那世界现有石油产量的127％、汽车产量的138％、纸张产量的193％都将被中国一个国家消耗掉。如果中国的发展思路不改弦更张，国际社会能接受和承担中国的重压吗？

发达国家火中取栗。发达国家已经历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金融化。所以，沿袭西方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工业化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渴求，因此发达国家早早就"严阵以待"，通过对矿山、运输以及期货市场（如"纽约石油"、"伦敦铜"）的控制与操纵，获取垄断收益，坐享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发展红利。据估计，目前全球约有7000个对冲基金活跃在石油期货市场，其交易相当于总交易量的60％。进入纽约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的投机资金控制的原油期货交易合约总量超过10亿桶，甚至高于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和战略石油储备的总和。油价涨跌的主导因素就是恶性投机，早已超出供求的基本面。由于过度开放，国际机构在中国早已是无孔不入，情报搜集近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经济末梢，这使得中国的每一次国际性购售，几乎都暴露在国际市场面前，成为国际大型基金的"逼仓"对象，被迫"追涨杀跌"甚至"高买低卖"，每每付出巨额经济代价。

如何走出尴尬

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生产中心，主导了全球中低端的生产，但是主导不了全球贸易、金融。由于中资企业总体上处于产业中低端的加工生产环节，俨然成为跨国企业、国际垄断资本两头夹击的"三明治"：一头是中国境外采购的能源、原材料乃至中间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成本因此不断上升；一头是"中国制造"不断遭遇压价、反倾销之苦。欧盟钢铁企业焦煤消耗量31％依赖于中国，中国为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而限制焦煤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