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气掀起农村能源革命

，他利用“一池三改”建起“农家乐”。在宣恩县黄坪村，我参观了黄金梨果园。党支部书记姚元翔告诉我，沼气池不但能输出沼气，沼渣还能当作肥料，沼液则是很好的杀虫剂，可以有效杀灭蚜虫和红蜘蛛。恩施市杨坪乡农业服务中心的漆世茂告诉我，使用沼气好处多：人畜粪便转化成清洁能源，保护环境；沼气池是无氧环境，蚊虫无法生存，改善了农村卫生状况；7天建成，15天就可产气，立竿见影；增肥、增产、增效，减少农作物病虫害；省柴、省电、省力、省钱，每年减少直接支出500元左右。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鄂西，满目崇山峻岭。当地农民家里，每家的堂屋正中间都贴着毛泽东的画像。版本各不相同，有类似于天安门上悬挂的标准像，有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八角帽照片，也有走在去安源路上的青年毛泽东，更有说不清出处的民间艺人的即兴创作。问了问当地人，说这个习惯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保留下来的，虽然山外几度风雨几度秋，但山里人对毛主席的感念和崇敬始终不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山区信息闭塞，民风淳朴，传统观念坚如磐石。沼气建设“一池三改”既是新生事物，又需要投入资金，它能够被农民们迅速接受，四处开花，使恩施的小沼气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因为它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对于农民来说，实惠比任何抽象的说教都有说服力。

■沼气建设要过坎儿

离开湖北恩施，我又来到贵州。贵州的气候和养殖习惯适合发展沼气，贵州沼气建设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当地农民同样尝到了使用沼气的甜头。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也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贵州省能源办副主任詹国志告诉我，受市场物价上涨因素影响，项目实施难度越来越大。前几年沼气建设均在交通沿线和农民收入较高的地区实施，近年来已向交通不便和边远的深山区、贫困区延伸，运输距离增长，成本增加。这些地方农民的收入不高，“一池三改”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去年以来，沼气建设所需的建材、灶具、工资、炸材价格上涨，建一口沼气池的平均成本是2016元，比上年上涨了28%。资金投入不足是全国性的问题。全国范围内适宜使用沼气的农户共1.48亿户，目前的普及率仅为15%。规模化养殖场15万个，普及率仅为3.5%。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沼气项目里只有工程投资，没有工作经费。环保、林业水利有3%-5%的工作经费，唯独沼气项目没有。地方财政配套不足，一些地方县级农村能源办公室甚至无法解决差旅费，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投资不足和成本上涨给沼气建设的牵头者带来了困扰，而基层的技工和服务人员则为待遇过低而心态不稳。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水塘村沼气服务站的杨思刚抱怨说，他管着整个村子的售后服务，用户每年出12元加入沼气协会，上门服务不得另行收费。这么点会费，他骑着摩托车去一趟刚够本儿，去两趟就亏本儿了。可是用户什么时候来电话，他也不能推辞不去。早几年还能靠建沼气池挣点儿钱，现在池子建得少了，偏重于维修和服务，配件更换只是微利，上头的补贴也有限，他是苦苦支撑。

杨思刚的话可能不无夸大之处，但沼气的后续服务工作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去年贵州各地建立了2194个“农村沼气协会”，由于投资不足，村级服务网点数量少，缺少必要的进出料设备、检测设备、维修工具等，很多地方以农户自我维护为主，使用中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解决。

好多农民还具有这样的特性，建沼气池的时候已经出了上千元的配套资金，可是设备有问题的时候，却不肯花上几十元甚至几元来更换配件，宁肯将就着使用，留下安全隐患，或者干脆造成沼气池产气率下降甚至停用。

贵州省是劳力输出大省，农村的精壮劳力多数外出打工，留了一些“老弱残兵”打理家里的庄稼和牲畜。农村“空壳化”现象严重，劳动力资源本就缺乏，各项工程建设争雇劳动力，沼气建设给出的工资不高，根本拢不住人。山路难走，人少事多，这份工作是如此辛苦，甚至有的牲口一看是驮建沼气池的砖头，扭头就跑。

增建新池数量需要钱，消化上涨的成本需要钱，增加工作经费需要钱，提高技工和服务人员的待遇需要钱，资金问题已成为沼气建设非过不可的坎儿。这个坎儿要是过不去，沼气建设就有虎头蛇尾或者中途夭折的危险。农民虽然是沼气的直接受益者，但说服他们增加投资总是困难的事情，沼气建设归根结底还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央和地方当然应该追加投入，可是政府的财政实力毕竟有限，要想一下子解决这么大的资金缺口也不现实，因此，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先巩固现有的成果，加强已建沼气池的服务体系建设，有一口池就发挥好一口池的作用，不要让它低效运行或者干脆废弃。如果还有余力，再建设新的沼气池。

最后说一个怪现象。贵州是一个穷省，有些农民因为贫困，不愿意建沼气池。但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沼气建设的指标，就逼着农民砸锅卖铁地建池。他们划定一个标准，说年收入达到多少就得建池，然后把农民的秫秆和鸡鸭等实物也折算成了钱，自然个个达标，个个都得建。农民因此有不少怨言。这种做法必须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