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电力改革寻求中间突破

记者：电网是自然垄断的，电网公司会不会只选择电价区间的上限？这跟固定电价就没有区别了，是否有可行办法解决？

林伯强：办法就是制定合理的输配电价。这样可以使终端电价跟着上网电价上下浮动。其实，即使不设置电价区间，也应该制定输配电价。没有固定的输配电价，电网收益率低，电网公司就无法大规模融资，除非从财政部或国有银行融资。

目前，电力投资的链条上，电厂、电网、银行都是国家的。电力的非理性投资，跟这个链条有关系，因为如果最后不行了，国家就涨电价，这是国营高度集中的弊端。如果电厂是私营的，就不会出现电力大过剩；如果银行是私营的，也不会出现电力大过剩，因为银行投资就很谨慎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私营化，近期的电力非理性投资就不可能出现。

记者：对于成本不清导致输配电价难出台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林伯强：成本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但要耗精力耗时间，还要有决心。搞清楚成本问题，应该由独立的审计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进行。

目前主辅分离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如果电力企业有民营成分，拥有辅业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民企做辅业肯定为了挣钱。而国企做辅业，有时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其他目的。现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主辅分离，尽量限制国企投资辅业。

市场和政府共同应对能源约束

记者：我国电力今年平衡，明年过剩，但也有人说我国经济发展将受到能源约束，这是否矛盾？

林伯强：能源约束有两个含义：一是能源价格高，二是能源短缺。目前，看得见的短缺还没有出现，主要还是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能源肯定会短缺，这跟目前的过剩不冲突。到2020年，中国有3亿人口要从农村搬到城市，相当于美国全国的人口，可以想象，为这么庞大数目的人口提供房屋，提供基础设施，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记者：您认为要实现2010年降耗20%的目标，市场和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林伯强：我觉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应该兼有，单靠一方面是不行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可能会比市场重要；当经济成熟了，市场会比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供给方面，主要是规定一些能耗标准，这属于政府职责。在需求侧，必须进行鼓励，鼓励不能只靠宣传，比如：推广节能灯，光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使之有财务意义，老百姓才会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很多节能政策，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执行，以及如何使标准制定得更到位。

有人说，中国可以用一半的能源实现发达国家的GDP，跟日本一样节能，这是没有根据的。我曾经举例：北京要比厦门耗能，比如一般乘出租车，在厦门10分钟就到了，北京就得30分钟，因为北京地域比厦门大。同样，即使其他条件一样，国域大的国家要比国域小的国家更耗能。因此，研究中国能源问题，不能脱离两个基本点：一是国家地域宽广，二是人口众多。